大学毕业后，何娜(化名)考上了公务员，离开家乡到离家乡不远的另一个县城工作。她勤奋工作。即使月薪两三千，何娜依然珍惜现在的工作和生活，直到结婚生子，开始遭受丈夫的黑暗家暴。

被打了三四年后的一天，郁闷又想发泄的何娜找到了北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，倾诉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。

“我这辈子可能注定要生活在家庭暴力中。”何娜告诉琪宇，她丈夫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是错的，他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会成为他丈夫打她的原因。如果留言接晚或者不接，第一时间电话不接，老公会怀疑她和单位男同事关系不合适。等不及回家的老公会早早在单位门口等着，上车后开始打骂。

随着暴力时间的延长，丈夫越来越肆无忌惮，从一开始就小心翼翼的选择人少的地方，后来在单位门口的停车场打人。“我们那边有很多森林荒地。一开始他会带我去荒野进行暴力。

何娜觉得同事们知道她被老公打了是一种耻辱。每次在办公室外被老公打，她都很担心被路过的同事看到。于是，在何娜的恳求下，她老公改用烟头烫。不打就换烟头。何娜的手和胳膊上满是烫伤的疤痕。

琪宇告诉《健康时报》记者，“在这么多家庭暴力案件中，她的经历是唯一让我哭泣的。”

听到何娜的遭遇后，琪宇建议她立即与现任丈夫离婚，并获得孩子的监护权，但何娜拒绝了。在她看来，她害怕离婚，她甚至不能用自己挣的工资养活自己，经济问题已经成为她不能离开丈夫的主要原因。另外，

“家里没人，没人帮我。”“我不会辞职离开这个地方。我要当一辈子公务员，但只要他在这一天找到我。”

没有人帮她出头，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让她把孩子带走，她不想放弃工作，又不能辞职，这让何娜再也不敢迈出那一步，更别说有勇气走出来了。“如果有一天我想结束这一切，我会选择自杀。”这是何娜留给琪宇的最后一句话。从那以后，她就失去了消息。

和何娜一样，面对家暴，张莉(化名)出于各种顾虑选择不离婚。

“在张莉联系我的两年多时间里，她经历了两次诉讼和离婚。高额的律师费和起诉费都交了，一切都准备好了，但她在最后一刻放弃了。”琪宇告诉《健康时报》记者，在这四年里，张莉多次想离婚，在此期间她同意离婚，但她放弃了，因为她害怕丈夫的暴力和家庭暴力。之后她开始通过诉讼离婚，但由于种种顾虑，她犹豫不决，最终没能脱身。

46岁的张莉(化名)是北京一家外企的中层领导，年收入几十万美元，属于中高收入群体。张莉38岁嫁给了现在的丈夫，两人都接受过高等教育，都是北京人。到现在，这段婚姻已经持续了八年。在此期间，张莉的丈夫不仅打了他的妻子，还打了他的孩子，原因有时只是因为孩子们没有按时完成作业。

每次暴力发生前，她的丈夫都会先没收张莉的手机，这让她失去了与外界交流的机会。她在上锁的厕所或厨房里对张莉使用暴力，每次她都被打成血。在遭受家庭暴力后，张莉会拍照并记录证据。有一次，她老公在录音的时候发现了，她的手机被重重的摔在了地上。修复后，录音得以保留。在7分钟的录音中，琪宇听到了她愤怒的丈夫对妻子的辱骂和张莉可怜的乞求怜悯。

张莉的丈夫是一名公务员，出于个人名誉考虑，他害怕离婚。每次家庭暴力过后，她的丈夫都会写一封道歉信，请求张莉原谅。在最初的家暴道歉信中，丈夫态度诚恳，认错态度良好。他告诉张莉，他不想做这样的事，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。但是这几年，老公开始推卸责任，找借口，说“你不惹我，我就不打你。”

起初，张莉总是希望她的丈夫能够改变。在心理咨询师的两年干预期间，张莉在准备离婚的时候也对自己的丈夫抱有幻想。但是，丈夫没有变，反而越来越严重。最后，在顾问的建议下，张莉开始找律师，并开始了离婚诉讼。在第一次离婚起诉时，丈夫已经将近半年没有对她实施家暴，但这一次之后，他又开始对她挥起拳头。

看到张莉不幸的婚姻，她的家人支持她离婚，但她总是摇摆不定，无法坚持起诉，并有各种问题，包括孩子，家庭和其他问题。张莉经常问律师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每天都生活在离开和留在她身边的犹豫和纠结中。其中，女儿的反对也是张莉不能坚持的主要原因。长期被父亲打骂，目睹母亲家暴的女儿逐渐认为父亲的行为是对家庭的爱，并表示如果母亲真的爱自己，就不能离婚，更不能报警带走父亲。

刘玲(化名)是一个坚强的职业女性，在北京工作很努力，但她在家庭和婚姻中“无法言说”。不久前，在再次被丈夫殴打后，刘玲下定决心要离婚，即使她放弃了之前的一切。刘玲之前放弃了一切，包括房子、汽车、存款和孩子，只是为了摆脱前夫。

人们认为成功的离婚会带来新的生活，但刘玲的前夫仍然对她很坚定。从前夫的角度来看，刘玲主动要求离婚是对他人格的极大侮辱。即使她得到了财产和孩子，她前夫对刘玲的骚扰和暴力并没有停止。“你这辈子摆脱不了我。不要以为离婚后你会让你走给我财产和孩子。只要有一天你不跟我复婚，你就过不了好日子。”此外，前夫还威胁说“跑的和尚跑不了庙。”威胁要伤害刘玲的父母。在离婚后的一段时间里，刘玲的放弃和退让并没有抑制住她疯狂的丈夫，不断威胁和恐吓刘玲和他的家人。

然而，经历过此事的刘玲没有报警。“我之前举报过一次，但是觉得警察解决不了，就再也没有举报过。婚姻期间，警察只会处理家庭矛盾和家庭纠纷。即使拘留几天，他也会加倍报复，释放后折磨我。”

事情变得越来越糟，直到有一天，她的前夫来到刘玲的办公室，以问她是否与一名男同事有婚外情为由，把她拖进了一个封闭的暴力空间。锁门、抢手机、关手机后，他们开始打架，直到门外路人觉得奇怪，把他们救了出来。前后花了25分钟。随后，刘玲被送往医院，并被诊断出多处软组织损伤和面部眉毛骨折。刘玲报警后，警察带走了她的前夫，并将其作为刑事案件处理。

“家庭暴力的法律认定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困难。”北京嘉利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律师易毅对《健康时报》记者表示，目前，家庭暴力与家庭纠纷的界限非常模糊，基层执法人员法律意识薄弱，很容易将夫妻殴打行为界定为家庭纠纷。

忆及一名曾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，易易感慨地说，有时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被判故意伤害罪。在一次频繁的家暴中，女方为了避免丈夫手里的铁质按摩棒，不小心将按摩棒上的铁片砸在男方中指和无名指上，造成男方手指肌腱断裂。即使受伤后，男子仍然追着女子，把她踢到地上，直到邻居看到后报警。这次家暴，女方身上只有淤青，没有明显损伤，而男方手指跟腱断裂判定为轻伤。最后法院裁定该女子有故意伤害罪，判处缓刑一年。

“认定家庭暴力存在一个困境:一是难以从家庭暴力中获取证据，缺乏有效的证据链，二是难以认定家庭暴力状况。”易易介绍说，家庭暴力之所以很难认定，是因为通常发生在瞬间，受害人不可能提前准备，被打时也不可能取证。而且家庭暴力一般发生在家里，没有第三方可以在现场作证，缺乏有效的证据链。

法律上认为家庭暴力有两个条件:一是频繁的暴力伴随着持续的伤害；第二，如果发生了意外暴力，这种暴力造成的伤害应该不止轻微伤害，而其他相互或者偶尔发生的轻微暴力，会更认定为家庭纠纷。

“在上述案件中，女性在家庭暴力中的正当防卫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合法的‘正当防卫’，防卫是否过当，是家庭暴力案件中颇有争议的问题，目前对家庭暴力中正当防卫的界定在很多方面还是空白。”易易表示，很多情况下，家庭暴力报警后会被警方作为家庭纠纷案件处理。长此以往，施暴者会认为打人是家常便饭，不会受到法律的惩罚。易易表示，在之前处理的众多家庭暴力案件中，能够真正认定为家庭暴力的只有10%，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证明。